人不能用善恶来简单定义，今天的剧评就是一部关于此主题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本剧的故事背景，是一起震惊整个台湾的电影院持枪杀人案，这起李晓明主导的无差别杀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人间惨剧。随后这部剧的剧情围绕着四组人展开：受害者家庭、行凶者家庭、辩护律师家庭和精神病患者家庭。这四组人看似没有任何交集，但在戏剧性巧合的推动下，他们互相之间产生了各种情感复杂的联系。因为电影院持枪杀人案一事，他们都面临着不同的困境。每个家庭的遭遇向我们展示了从社会底层到中层，从旁观者到当事人之间的各种遭遇和思考，让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其实都有着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善与恶

李晓明酿下杀人大祸后，李爸爸李妈妈以及他的妹妹每天被疯狂谩骂，人肉搜索，他们不得不改名换姓，也尝试通过下跪去乞求原谅。可这些还是会被质疑“请问下跪是有人指使你们吗？”

他们也很无奈，甚至不相信自己孩子的所作所为，正如李妈妈所说:“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愿意花二十年来养一个杀人犯。”

就像她推着那个肉粽车上坡的时候，她能选择往左或往右的方向吗？

如果可以的话

像乔安，陪孩子去戏院看电影，自己出来接电话喝咖啡的短暂几分钟，孩子却被随机杀人犯乱枪扫射杀死了。这样的她，怎么去做一个善人，怎么能原谅犯罪的人。（宋乔安的儿子刘天彦是李晓明随机射杀的受害者之一）

两年来她都无法走出阴霾。

在工作上，她成了无比严厉的上司，下级不堪忍受，一个个的离职；在家庭里，她成了无法接近的妈妈和妻子，女儿和老公都不愿意和她说话。连妹妹都说，她变成了一个冰箱，又有谁愿意靠近冰箱呢？

她无比的爱儿子，本是最大的善。由此她恨自己的离场，恨社会和上天的不公让她的孩子离开，这些都变成无法原谅别人的报复，慢慢的变成了恶的一部分。

人生，哪里有那么容易去选择善与恶。摊开来说，善或者恶，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对自己、对家人、对工作、对社会，却是立体多维的，你的正面在别人那里，或许恰好是背面。无间道里那句话“如果可以，我想做个好人”。你看，可以的话，想做好人。可有些时候，往往连可以都选择不了。

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

一个随机杀人犯伏法之后，王赦作为法扶的人权律师，为这样极端残忍杀了9条人命的杀人犯辩护，受到群众的泼粪，社会和家人诸多的不理解。

而他认为只有真的为每个人辩护，找到犯罪当下犯罪人的心理行为目的，才能了解到底是为什么杀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只有如此，才可能从社会机制上，更深层次地去避免或减少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

仅仅是简单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只是政府为了满足民怨最简单最机械的处理方式。

对受害者已然无济于事，而对于社会和其他幸存者，早早了事却会留下更多的伤痛和隐患。如果大家需要靠围观一个人的死亡才能泄愤而不是了解真相，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后退。如果司法不是凭法律规定而是民意判决生死，这就是司法体制的后退。

作为群众甚至作为媒体都可以带有偏见，但法律不可以，正是法律足够无主观意识才足够公正。从某种意义上，王赦才代表着司法本来该有的样子。从他的角度来看，人人生而平等，罪人也是人。在充分了解后也该有获得理解、谅解的权利，获得减刑、赎罪的权利。

大家都想看到李晓明死，不想了解引发李晓明枪击杀人的原因，政府被舆论裹挟决定枪决李晓明并第一时间通知媒体四处播报，好像皆大欢喜了，大家得到了满意结果。

可是隔天就出现崇拜者“疑似模仿犯”,在李晓明犯案的戏院砍伤七个路人，被压制时高喊“李晓明万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后果？因为李晓明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基本特征是对自我价值感的夸大和缺乏对他人的的公感性。被抓时就称自己想要扬名立万，而杀人就是自己变相的造神运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正帮助他获得了关注获得了名气，给了同类型者模仿作案出名的动机。在他们的心中李晓明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成名理想，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精神领导，能不效仿吗？在这次戏院砍伤七人案件中，每一个希望李晓明去死的人每一个宣传李晓明死亡的媒体都是帮凶。

李晓明执行死刑后造成的多米骨牌效应至此也没有停止，这位“疑似模仿犯”是一名国中学生，犯案后被媒体再一次非客观播报，随后其母亲主动请媒体访问，希望媒体更正道歉自己的孩子并不是李晓明的模仿犯，控诉媒体访问了所有人访问了老师警察路人受害者，但没有人提到自己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校方答应处理结果却是让自己和孩子去看医生。自己的孩子有轻度的智能障碍和情绪障碍所以错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一次，七家媒依旧避重就轻，剪辑掉其母亲对媒体的质疑“你们媒体怎么可以把我儿子贴上李晓明的标签，我要你们更正道歉”。继续强调该国中生是随机杀人模仿犯，强调其母亲照顾孩子心力交瘁。

虽然我并不赞同该母亲称自己孩子不是模仿犯，毕竟作案地点和自己高喊“李晓明万岁”已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是作媒体做新闻不就是应该保持“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吗？所谓客观就是传达每一个声音，即使你的声音和我不一样甚至我不赞同；所谓公正就是国中生的确砍人犯罪，但他也患有疾病被欺凌被不公平对待，不是媒体简单一个“模仿犯”贴一个杀人魔形象标签就完全代表了他。最终，这位母亲带着孩子消失三天后被发现时已经是两具尸体。此时媒体依旧穷追不舍采访父亲……

再次说明了关人和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愚蠢。可是大家不在乎，大家的解决方法就是出现犯罪者判死刑，出现犯罪的模仿者再判死刑，再出现同类案件再判死刑就好了……

对于大恶的人来说，律师王赦真的是大善。乃至于是那些绝境里罪人家属最孤单的明灯，点点星光帮助他人。可这样的大善，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却是大大的恶。妻子因为丈夫的工作，每每收到网络上暴力的威胁和攻击。这个社会还远没有成熟到拥有为这种极端杀人犯来辩护的氛围，凡是站在这种杀人狂魔这边的，几乎都是社会的敌人。他和妻子的二胎因此早产，孩子一直待在重症室，一度好转却仍在医院离世了。他的妻子说：“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和宝宝放在第一位”。他的岳父在病房外和他说：“你真的很自私，为了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人权，为了这样的杀人犯，要离开自己的妻孩。”

那个时候，他还是那个带着光环的男主吗？

不是，那简直是最糟糕的男人，丈夫和父亲。

不久之后，李晓明被处决。

王赦盯着司法天秤看了许久。（镜头将他的背影由清晰转向模糊这一幕也看得我内心五味杂陈）

(李晓明被毫无征兆的枪决，王赦醉酒后和岳父的一段痛哭流涕的对话）

王赦：我知道他（李晓明）会死，但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他前面还有52个死刑犯，为什么要跳过那些人，这么急着把他处死呢？就好像要告诉社会大众，我们国家可以合法的杀人。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没有收到通知，我相信他的家人也没有收到通知，可是新闻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去拍。为什么不让他跟他的家人见最后一面？这合法吗？合理吗？合情吗？他真的该死，他杀了人就应该死。可是，不代表要民主法治跟着一起陪葬，这算什么民主法治国家。

岳父：他杀了九个人，起码九个家庭为他破碎，你知道吗？

王赦：我知道，我知道，他杀人，他应该要死，但是他生病了，美国的死刑犯被杀的时候写的是谋杀啊，可是我们的死刑犯死亡原因写的是他杀。就算真的罪证确凿，判了死刑没有关系，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么粗暴的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王赦如此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自己所谓的人权。只有在最难受的时候，才会在车里，和妻子两人的时候，对妻子说起自己以往的旧事。

他是一个孤儿，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从小在育幼院， 就没有学好，长大了，本来是要和兄弟一起去火拼砍人的。因为迟到没赶上面包车，不然在那场火拼中，可能他就和兄弟一起死了。他说:“美媚，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生来就有爱你的父母，就有这样的生活可以过的”。

所以，他变成了人们口中所谓的只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其实，他哪里是想要什么胜诉，就像他和妻子说的，他的官司都很难赢的。要赢的话，只能赢在长相上，在北部律师界，颜值他可以排前三，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正义，他想要这个世界可以更正义一些，正义的世界或许消灭不了贫富差距，但多少可以消灭仇恨。让这个世界更安全的方式，除了满大街的监控，还可以是爱，可以是谅解，可以是相互的尊重。

那些不堪的人，不堪的过去，总有一天会堆积到未来的。我们不解决现在，可以大声地说未来的好吗？大胆地展望未来就一定好吗？

不可以，真的不可以的。

所以在李晓明两个小时就被处决后，他喝得大醉，跑到岳父家里，想告诉自己的老婆，他觉得不对，这样不对，他等着她回家。

可对与错真的重要吗？

更重要的不是现在自己家人过的好不好，未来过的好不好吗？

他也改变了，他也成了赚钱最快的律师。他为黑社会辩护，连道上大哥都说他太有效率了。以后他们都找他。

只是，这样的他是他自己吗？

至少已经不是妻子眼中的丈夫，所以美媚才会抱着他，哭着说：“我想念那个回家在床上呼呼打的自己要踹醒他的丈夫，想念那个眼里有光的丈夫，我的老公现在不见了。”或许，只有电视剧里，会让王赦说:“我还在，我一直都在”。

而又有多少人，从过去走到现在，却从现在走不到未来了。

我们能够接纳什么

应思聪是一个童年被母亲抛弃，后又经历深爱女友自杀，且怀有电影梦的导演。在应思聪未获得许可进入幼儿园拍摄影片事件中，在未确诊应思聪为精神病患者时，媒体就企图将话题战火引燃到精神病患者身上，在受邀采访医生客观指出，没有接触应思聪不能妄下推断后，记者又以假如来继续追问。媒体只想听到医生说：是的，他就是精神病患者，孩子会有严重危险。因为前面已经出现了李晓明案件，现在再次出现精障患者伤人事件更能引起关注获得收视。他们根本不关心孩子到底会不会受到伤害，也不愿意真正去了解精神疾病帮助消除社会恐慌。《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媒体新闻报道对患者断章取义、夸大事实，除了制造社会恐慌继续加深群众对患者偏见外并没有起什么正面作用。媒体依靠大众流量收视率存活，在利益而不是道德的驱使下就会这样迎合大众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真相”而不去追寻真正真相，因为追寻真正真相费时费力还不赚钱。

如医生所说：“他们这是在制造社会恐慌，为什么不去报道那些心脏病高血压的杀人犯，每个出问题的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喔？”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无良媒体会造成的什么样糟糕的后果呢？

（宋乔平一家人吃饭的对话，反映了媒体患者 群众三方的关系。姐姐宋乔平，姐夫刘昭国是媒体新闻工作者，妹妹宋乔安，妹夫林一骏是精神科医师）

林一骏：你们老是爱把病人说成是不定时炸弹、弱智，要不然就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扰乱社会秩序、行为怪异的人。

宋乔安：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看新闻，也会从新闻里面去了解什么是精神疾病，所以，如果新闻的内容不够客观、不够公正的话，我们的病友要回到社会上就会有困难，就会很难受到公平的对待。

林一骏：病人上新闻都是因为这些犯罪原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明明失业、贫穷、药物滥用，这些更容易导致犯罪。

刘昭国：所以我说媒体在处理这类新闻事件要格外小心，我们是应该做一些改变。

宋乔安：改变，我也想改变，只是应该要怎么样改变。

媒体改革的确举步维艰，并非以一人之力寄希望于一朝一夕就能让整个行业改过自新。

（宋乔安和搭档廖纽世对话代表了想改变媒体方，也说明了改革的困难）

宋：你到底想不想要改变啊？

廖：不是想不想改变的问题，是改了也没有用啊。我们自己在那边一头热，然后观众他也不看。好了，就算我跟你一起向前走，结果呢，收视率永远赶不上快讯的那些瞎搅和的座谈节目。

宋：廖纽世，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拼了命找真相找独家的样子……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做每一则报道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处理，就是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去告诉观众事实的真相，就算是一分半的新闻，我们也都认认真真的做，这不就是我们新闻人该有的精神吗 ……也不要说我想要改革，我就是想要回到初衷当初我们做新闻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所以媒体想要改革，不仅仅要媒体多负一点责任不要迎合群众，群众也要多一点质疑理智，不要被媒体带跑节奏多关注不同的声音，才能形成行业的良性循环。

我们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