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SIX》：

王冠、麦克风与被剪裁后的命运

——

从音乐剧《SIX》看

女性主义赋权与历史事实

之间的叙事取舍

“Divorced,beheaded,died;Divorced,beheaded,survived.”——SIX

01 介绍

近年来，“女性主义”话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广泛讨论的浪潮——当此之时，音乐剧《SIX》应运而生。

《SIX》（中译：《六位王后》），是由托比·马洛与露西·莫斯创作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这部剧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六位妻子之生平为剧本底本，在表演上融合流行、摇滚曲风与炫目视觉设计，将六位王后的故事以“流行女团”的表演形式进行创新演绎。

自2017年爱丁堡艺穗节首演以来，《SIX》已获35项国际戏剧奖项，含两项托尼奖。历史和流行摇滚元素的大胆碰撞、网感十足的词曲与强烈的女性主义表达，使其不仅在伦敦西区常年售罄乃至屡次打破英国巡演各项记录，更是成为了轰动全球的文化现象以及当之无愧的女性力量标志，引领了全球新音乐剧风潮。《SIX》巡演范围覆盖全球，在今年5月更是登陆了上海美琪大剧院，开启了中国巡演。

02 有关女性主义

毫无疑问，作为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创新了历史叙述方式、同时还意图宣扬女性主义的音乐剧而言，《SIX》是成功的。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这六位王后往往作为围绕着亨利八世的女眷列表与茶余饭后的八卦乐谈而存在；人们津津乐道着诸如直接导致英国脱离教会的“蛇蝎美人”安妮·波林如何成为英格兰第一位被斩首的王后、貌若无盐的克里夫斯的安娜如何借画像“照骗”国王最后却也因此被离婚，抑或是“水性杨花”的凯瑟琳·霍华德和她的婚外情之类的故事……

——然而，在剧场的帷幕拉开后，坐在台下作为观众的我们更是欣慰于能得见都铎王朝的六位王后夺回了叙述历史的麦克风，不再争论“谁最惨”抑或是“谁才是最重要的王后”，转而在台上合唱出“我们不再为‘his-story’所定义”的话语。她们“重生”于现代，以“自己”的名字走进Live House、站上舞台，手持麦克风向观众开嗓——这种强烈的“打破第四面墙”的姿态，正是剧作所传达的第一层女性主义意义——它去除了传统男性视角的历史旁白，将其改为女性本体的自我叙述。

更值得注意的是，《SIX》并不选择单一叙事；在剧中，每一位王后都有一段对应的独唱段落。这种结构使她们不再只是“历史的配角”，而是有着独立生命与叙事重心的女性主体。而与此同时，每一首solo都通过音乐风格暗示了人物的性格与其命运——

——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对应的融合进拉丁节奏与教堂唱诗班唱法的《No way》唱段，是她对残酷命运坚韧不屈与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的写照；而代表第五位王后凯瑟琳·霍华德的单主题多循环快节奏流行乐风格的《All you wanna do》，则是这位被命运捉弄的傀儡，借抓耳的旋律表达了对自己一次次被迫卷入被侵害的漩涡的血泪控诉。这种将苦难包裹进律动与节奏的手法，正是《SIX》的叙事绝技之一：它将一段关于六位女性遭遇失败婚姻甚至因此死亡的悲惨历史，转译为了女性集体赋权的舞台合唱。

于《SIX》的剧情内容中，女性主义的表达不止于舞台中心的“表达”本身。六位王后在争夺“主唱”这个象征性“话语权”的角色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这种“互相比惨”的竞争方式本质上仍在复制父权制度。最终，她们逐渐醒悟：“鉴于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拥有过同一个丈夫，那么把我们归为一组，本就是一种竞争行为，而这不必要地提升了历史上本就根深蒂固的男权结构。”

——此刻《SIX》便巧妙地完成了从“讲述王后的受害史”到“觉察男权结构性压迫”的思想跃迁。这不仅叙述了剧中人物的成长轨迹，而更是深化了其所表达的女性主义内部话语——它从个体创伤叙述走向对体制性结构的反思，从而真正表达了该剧的主旨：“历史（history）不再只是所谓传统男权叙事下的‘his-story’，而也应该是由‘她们’所讲述的‘her-story’”。

当然，这种“表达”并非不带问题。但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女性仍普遍面临广泛结构性压迫的当代，《SIX》所提供的那一刻“她们终于开口说话了”的幻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或许比真实更重要——因为它足够响亮、足够鲜明、足够动人，足以让那些尚未被看见的女性感知到自己也可以“拥有麦克风”，也可以自如地去赢得本应属于自己的王冠与荣耀。

03 有关史实取舍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SIX》所呈现出的“女性主义赋权”并非全然没有问题。它之所以令人纠结，恰恰正在于它的表达是如此鲜明有力，以至于让人几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在这整部音乐剧的背后，真正的历史正悄无声息地被“剪裁”与“重新编码”了。

首先，为了便于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表达清楚主旨，剧作者便难免需要对六位王后的人设进行简化与扁平化处理——而这虽然无疑达成了剧作者最后的目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舞台上的六个人中，每个人都性格分明，而这也仿佛成了她们的标签——在舞台上，她们分别是“稳重威严”的阿拉贡的凯瑟琳、“活泼俏皮”的安妮·波林、“温柔坚定”的简·西摩、“潇洒自由”的克里夫斯的安娜、“性感可怜”的凯瑟琳·霍华德和“理性睿智”的凯瑟琳·帕尔。这些标签看似为她们提供了鲜明的个性，但实际上却是以规定下角色类型的方式将她们再度钉死在某种特定性格框架中。她们依旧是“某种女性”的象征，而非真正拥有复杂情感、模糊动机与多重矛盾的历史人物。

其次，尽管《SIX》并不掩饰其对历史的戏说性质，但仍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事实上，它虽完全可以被视作一场在女性主义流行文化语境下对历史的再演绎，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再演绎”以“流行文化”而非“历史研究”为底色，其内容的轻浮、讽刺甚至娱乐化，便很容易造成“以爽感取代真实”、“以个性化符号遮蔽复杂处境”的风险。

例如，第二位王后安妮·波林在剧中的形象便与史实大相径庭。在音乐剧中，她明显被设定为一名与其他女眷争风吃醋的“绿茶”美人，其唱段《Don’t Lose Ur Head》虽借轻快旋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她在争宠成功并当上王后之后没多久便被厌弃、甚至被处死的悲剧命运，但却也潜移默化地为观众留下了“她很玩世不恭”、“她没有头脑”的印象。但在真实历史中，安妮·波林是英国都铎王朝时代里一位极其复杂且重要的人物：她兼具智慧与野心，深谙政治与权谋，是使英国脱离天主教会、进行宗教改革的至关重要的推手，其文化修养、政治手腕乃至对历史影响力，都远非剧中的“无脑作精绿茶”形象可以概括，而她的倒台也同样和残酷的政治博弈有着极大关系，而绝非剧中“因试图让亨利吃醋而故意出轨，结果玩脱了被送上断头台”这样“短剧式的”简单粗暴的原因——而这样的对安妮·波林乃至其他王后们的“符号型”简化表达，无疑是剧作者为了顺应“快餐式”流行文化而对历史人物进行的一种有意地“裁剪”。而需要警惕的是，鉴于《SIX》音乐剧所具备的强大的“出圈”影响力，不少观众便会真的把剧情当作史实——而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对历史的不尊重。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觉《SIX》的“女性主义赋权”过程，本质上是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的。它赋予“王后们”的是一种现代观众能理解的叙述方式，但却并未真正追问她们身处的那个时代语境。这种“现代口吻代言历史人物”的写法，固然消解了直接讲述历史与说教幕后主旨的枯燥乏味，在情感表达上也固然动人，却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待历史本应持有的严谨态度与对历史人物本身的尊重。这些处理都暗示了一个问题：《SIX》的“女性主义赋权”，是否也只是另一次“再规训”？这六位王后“死而复生”，站在了现代的舞台上，她们尽管不再为国王所用，却仍为观众所消费——《SIX》虽言“要让女性夺回叙述历史的麦克风”，但最终唱的却是当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者所希望的表达。这种借历史人物之口进行的当代人之表达，所带来的风险一样不容小觑：它可能让我们误以为“她们已经被理解”，从而关闭了继续探寻历史真实的动机。

04 结语

然而尽管有诸多问题，我仍然要说——总体而言，《SIX》音乐剧瑕不掩瑜。

诚然，《SIX》对历史的叙述是一种选择性再演绎，也许并未能忠实还原每一位王后的真实轮廓，也许未必呈现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却成功唤起了观众对“谁在书写历史”、“谁能拥有声音”的反思。而对于广大女性观众而言，那些被简化、被剪裁、被篡改的历史碎片，反而更容易唤起当代女性的情感共鸣——就算万千同胞的命运也曾在千百年来被轻描淡写，也曾被权力架构无声决定，而在如今，我们也仍然可以像这样站上自己的舞台，拿起属于自己的麦克风，讲述不再需要被谁证明的、关于“我是谁”的故事。

所以，纵使《SIX》并非完美，它依然是一部值得肯定的作品。它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或许无法打开所有真相，却可以撬动更多观众对女性命运、对历史叙事、对身份构建的主动追问。当观众从剧场走出，也许仍能听见歌声回响在耳畔，那是六位王后的宣言：“We’re one of a kind, no category…We’re free to take our crowning glory.”——她们终于不仅仅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六任妻子”；她们成了自己历史的主角——而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才真正明白：

——女性主义赋权，不止是让她们站上台，更是允许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