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返乡故事”主题实践活动

优秀奖作品

作者：赵思彤

为了维持生计，农村与城市中，许多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仍在田间劳作，或是在城市的角落里做着环卫、保洁等零工……一面是微薄的养老金，一面是年龄限制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他们该飘向何方？

飘向北方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视频里一位大叔用嘶哑的声音唱出了北漂的生活，屏幕外老赵动容的看着。曾经，他也是北漂的其中一员。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沿海地区落户大量企业，产生大量用人需求，那里也成了最早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从那之后，或是本着养家糊口的初衷，或是怀揣勤劳致富的梦想，一批批农民选择背井离乡，来到都市、走进工厂。

老赵今年74岁，干瓦匠已经47年了。他患有腰间盘，常常佝偻着背，将手背在后面。岁月的痕迹印在了他的面额，笑起来皱纹紧缩，犹如一个核桃。老赵从24岁就跟着瓦匠父亲学习，垒抹粘贴样样精通，带着他的抹腻子工具一路走南闯北，去过北京、新疆、内蒙古……建设过曹妃甸港口、秦皇岛国际机场。他像所有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将自己的汗水与热血洒在华夏大地上，将自己的青春岁月汇入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洪流中。

不希望天亮的一群人

69岁，老赵失业了。

2019年，全国多地分布建筑业“清退令”，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周岁以下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因此像老赵这样的“大龄农民工”被工地拒之门外。为了谋生他们只能去劳动市场寻找最底层的临时性工作。劳动市场主要招制造业、建筑业和杂工，往往都是脏乱、简陋的工作环境和重体力劳动。但是“召之即来，干完即走”，“一日一结”的条件吸引着大龄农民工和处于失业“过渡期”的劳动者。老板春哥一脸得意的透露说：“我还招过隔壁县茶棚乡的公务员，五十多岁，以前还开过饭店。他来（劳动市场）的时候开着小轿车，我开三轮车接他。干完还说把电话给我，让我下回还找他。”

凌晨六点，这座小城刚刚苏醒，劳动市场却已经人声鼎沸。放眼望去，几乎全都是中老年人。有的独自倚着墙角站立，有的三五成群，默默等待着。老赵说：“人多的时候早上能有300多人，站的密密麻麻，寒冬早上还有10多个人。”一旦有老板过来招工，他们就立刻围上去。那些幸运被挑中的人便坐上老板的车，而挤不进去的人、没被选中的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赵说：“每天六点开始（招人），六点半结束。每天也不确定，碰到一天有活，有时候没活。”他们是一群不希望天亮的人，因为天亮还找不到活几乎就意味着空手而归。虽然劳动市场并没有严格限制劳动者的年龄，但在更大范围的招工市场，年龄仍是一种看不见的禁锢，限制着每一位大龄打工者。招工老板喜欢挑年轻力壮的工人，“上岁数人家不爱要，要是实在没人喽才领走”像老赵这样身体瘦弱上了年纪的工人一般都被拒之门外，他们没有学历，没有好身体，能不能找到活干都是看运气。

招工者如今似乎也陷入了某种困境：年轻的人少，靠谱的更少。老板春哥说：“劳动市场的人都在五六十岁，没有年轻人，年轻人不爱来这。”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持续提高，从2008年到2022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至42.3岁，50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重从11.4%提高到29.2%。像瓦匠等的技术工，普遍年龄都超过四五十岁，四十岁以下都属于“年轻”力量。几年以后这群人年龄渐长，年轻人不接，这些活该由谁来干？

欠薪与维权

劳动中介小磊透露，目前他所在的劳务市场收取的中介费大工50元，小工30元。劳动市场存在着劳动中介层层转包，收取中介费的现象。“无约束”“无协议”的“自由”背后，存在扣押工资的风险，日结工的权益保障存隐忧。更严重的是日结工发生意外的赔偿权责问题。我国工伤保险的截止年龄是60周岁，这些超龄日结工是没有任何保险的。老赵说：“以前在工地上，有个人倒东西给另一个人手指砸了，粉碎性骨折。那个人不愿意赔偿，最后是雇主给赔了几万。”如果遇到雇主拒绝理赔的情况，劳动中介会在中间调停，如果依然拒绝只能走法律程序，但是日结工文化水平平均不高、法律知识欠缺致使维权讨薪仍面临种种困难。

大龄农民工飘向何方

老赵大概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到人生暮年的他们有的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有的则为了生计仍然在各个地方发挥余热。能让农民工退休的不是年龄，而是身体吃不消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太多是突如其来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疾病。老赵患有很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平时走路腰都是弯着的，像一个逗号在缓缓移动。2022年，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让他都难以下炕。自此以后，他便不能做重体力活。去年，老赵爱人突发胃病，前前后后花费一万余元，正是因为这笔钱老赵爱人依然坚持出去打零工，即使是大年初一也不肯停歇。他们60岁后能够领取每人每月百余元的养老补贴，家里的几亩薄地承包出去能够获得万元左右收入。但是这点微薄的收入不仅难以支撑劳动力衰退之后的生活成本，更难应对年老体衰以后将要面对的重大疾病和医疗开支。对未来生活成本和疾病的忧虑使他们本应在颐养天年的年依然顽固地“粘黏”在劳动力市场底部，将自己的残余价值继续变现。          

许多农民工面对“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干到干不动那天为止。”他们不会预设退休年龄，或是为了生计与养老，或是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继续像老黄牛一般埋下头默默耕耘。可是残酷的现实是当第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岗位中投入付出四十年的时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安享晚年，亦因为年龄原因不被原行业所接纳。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撑起了早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片蓝天。再次择业有机会、老有所养无烦恼，实现大龄农民工的这些念想，不仅是他们自己奋斗的目标，更是整个社会应有的关切。《“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面对就业压力，必须牢牢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解决好超龄农民工的就业与保障问题，绝不能让他们“老无所依”。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存在繁华的高楼大厦，而且也应存在普通人安身的平屋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