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返乡故事”主题实践活动

二等奖作品

作者：李润熙

2026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四，常州郑陆镇。凌晨4点47分，我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踩着村里还没亮透的路灯出门，羽绒服的帽子拉到头顶，还是挡不住西北风往脖子里钻。村口的三岔路口，已经有七八个人影站在那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线手套，脚边放着鼓鼓囊囊的布袋子，像一群守着黎明的候鸟。

这里是这个村约定俗成的“零工市场”，没有招牌，没有围栏，只有一块写着“临时停靠”的交通警示牌，成了大家默认的集合点。每天凌晨5点到7点，附近的雇主会开着面包车、三轮车过来招工，谈好价格当天结清，干一天拿一天的钱。我提前一天在村零工驿站的微信群里报了名，要回村做一天短工。用最直接的方式记录下这群乡村流动劳动者的日常。

5:00

凌晨的路口

风里都是讨生活的重量

我刚站定不到两分钟，一个裹着藏青色迷彩服的身影就凑了过来，声音带着刚从被窝里出来的沙哑：“小伙子，找活的？第一次来吧？以前没见过你。”

她就是王桂英，今年52岁，是我今天第一个采访对象，也是陪我走完这一整天的人。她的迷彩服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边，用同色系的布打了个整齐的补丁，脚上的胶鞋鞋底磨平了一半，鞋帮上沾着没洗干净的泥点。她的左手一直揣在口袋里，右手露在外面，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指腹上全是厚厚的茧子，虎口处贴着一张卷了边的创可贴。

“我就住在前面村里，今年回来过年，想体验一天短工，跟您学学。”我赶紧说明来意。她听完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拍了拍我的胳膊：“那你今天可找对人了，这一片的活，就没有我没干过的。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活累，你要是扛不住，可别硬撑。”

说话的功夫，路口的人越来越多，短短二十分钟，已经聚了二十多个人，大多是50岁上下的妇女，还有五六个中年男人。男人们大多站在路口最前面，专等搬运、装卸的重活，工价能比女工高30%到50%；女人们则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小声交流着今天哪里有活，哪个雇主不拖欠工资，哪个大棚的活轻松一点。

“你看那个穿黑夹克的，是张老根，今年58了，儿子在常州城里买了房，每个月要还房贷，他天天来这里等活，不管刮风下雨，重活累活都抢着干，最多的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赚300多块。”王桂英顺着她的目光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穿红棉袄的李姐，丈夫瘫痪在床，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她也是天天出来，就靠做短工撑着这个家。”

我问她，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来这里等活，不去找个稳定的工作。她叹了口气，拉了拉身上的衣服：“稳定的工作哪有那么好找？我们这个年纪，工厂都不要了，再说，家里都有老人孩子，走不开。做短工自由，早上来，晚上回，家里有什么事，随时能走，就是赚的钱不稳定，刮风下雨就没收入，也没个保障。”

正说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了路口，车窗摇下来，一个扎着马尾的女人探出头：“郑陆集，搬货摆摊，半天80，早上6点到10点半，要两个手脚麻利的，有没有人去？”

“我去！”王桂英立刻举了手，然后拉了拉我，“走，这个活轻松，适合你第一次干，先热热身。”

我们俩挤上了面包车，雇主刘姐是做水果批发生意的，今天逢郑陆镇的春集，要去摆摊卖水果礼盒。车上已经堆满了砂糖橘、苹果、橙子的箱子，还有成箱的饮料和坚果礼盒，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王桂英熟练地把箱子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一个位置，小声跟我说：“这个刘姐人不错，不抠门，干完活就给钱，从来不拖欠。”

6:00～10:30

集市上的4个半小时

搬了37箱货，摆了2个摊位

凌晨6点的郑陆集，天刚蒙蒙亮，整条街已经挤满了人，摊主们忙着搭帐篷、摆摊位，吆喝声、三轮车的喇叭声、箱子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满是人间烟火气。

我们的摊位在集市入口的第一个位置，刘姐把车停稳，打开后备箱，指着满车的箱子说：“麻烦你们俩了，先把这些货都搬下来，然后搭两个摊位架子，把水果摆上去，礼盒摆到最前面，摆整齐一点，今天人多，卖相好才能卖得多。”

王桂英二话不说，戴上手套，抱起一个装着苹果的箱子就往下走。我跟着她抱了一个，刚抱起来就往下沉，胳膊瞬间就酸了——这一箱苹果足足40斤，我抱着走了十几米，就觉得腰像被针扎了一样疼，手也被箱子的边缘硌得生疼。

“你别这么抱，伤腰。”王桂英放下箱子，过来给我示范，“身子往下蹲，用腿使劲，别用腰扛着，箱子贴紧身子，这样省力。你第一次干，别逞强，一次搬半箱也行，慢慢来。”

她一边说，一边手脚麻利地搬着箱子，一趟又一趟，脚步稳得很，额头上很快就冒出了汗，头发丝粘在了额头上。我跟着她的方法，一趟一趟地搬，不到半个小时，羽绒服就穿不住了，里面的毛衣全湿透了，冷风一吹，刺骨的凉，手也被磨得通红，指腹火辣辣的疼。

整整一个小时，我们才把车上的37箱货全部搬下来，总重量差不多1200斤。我瘫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腰直不起来，胳膊抖得连水杯都拿不稳。王桂英却没歇着，她打开摊位架子的包装，熟练地搭起了摊位，钢管碰撞的声音清脆，她的动作行云流水，不到二十分钟，两个两米长的摊位架子就搭好了，还铺上了干净的红布。

“歇够了没？咱们得赶紧摆货了，不然等会人来了，咱们还没摆好，刘姐该不高兴了。”王桂英递给我一张纸巾，笑着说。我赶紧站起来，跟着她一起摆货。

砂糖橘要倒在竹筐里，把坏的挑出来，摆成小山的样子；苹果要一个个擦干净，摆成整齐的一排，带字的一面朝外；礼盒要按大小摆，最贵的坚果礼盒摆在最前面，最显眼的位置；饮料要摆成金字塔的形状，看着整齐又大气。王桂英摆货的手艺特别好，原本乱糟糟的箱子，经她的手一摆，立刻变得整整齐齐，看着就招人喜欢。

“我以前在镇上的超市干过三年摆货员，后来家里有事辞了，这点手艺，还没丢。”她一边摆，一边跟我说，“摆货也是有讲究的，你得让顾客一眼就看到好东西，看着新鲜，看着整齐，人家才愿意停下来买。”

早上8点，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多，刘姐忙着招呼顾客，我们俩就帮着称重、装袋、收钱，有人问价就帮忙应着，忙得脚不沾地。有个大爷买了两箱苹果，要搬到对面的公交站，王桂英二话不说，抱起箱子就帮大爷送了过去，大爷一个劲地跟她道谢，她笑着说“没事，应该的”。

刘姐看在眼里，偷偷跟我说：“这个大姐人真不错，手脚麻利，人也实在，下次我招工还找她。”

10点半，集市的高峰期过了，我们的活也干完了。刘姐从钱包里拿出钱，递给我们俩一人90块钱，笑着说：“今天辛苦你们俩了，多给10块钱，你们买瓶水喝，下次有活我还找你们。”

王桂英接过钱，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用手按了按，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她跟我说：“你看，这半天的活，90块钱，够我家孙子一个月的牛奶钱了。”

我捏着手里的90块钱，纸币被我攥得发皱，指尖还在隐隐作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体力劳动赚来的钱，90块钱，4个半小时，搬了上千斤的货，摆了两个摊位，忙得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以前在城里，一杯奶茶就要30多块，一顿饭随便吃点就要两百多，我从来没觉得，钱原来这么难赚。

11:00～17:30

大棚里的6个半小时

弯了上千次腰，栽了1200棵苗

从集市出来，已经快11点了。王桂英问我：“小伙子，下午还干不干？我约了个大棚的活，栽番茄苗，一天120，管午饭，早上7点到下午5点，我们现在去，老板给我们算全天的钱，你去不去？”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跟着她骑了15分钟的电动车，就到了焦溪村的蔬菜大棚基地，连片的大棚在阳光下闪着光，一眼望不到头。雇主李老板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承包了20亩大棚，种番茄和草莓，是村里有名的种植大户。

“桂英姐来了，快进来，就等你们了。”李老板笑着迎了过来，看到我，愣了一下。王桂英赶紧解释：“这是我家亲戚，第一次来干，手脚麻利，你放心，不会给你耽误活的。”

李老板笑着点了点头，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新的线手套，还有一把小铲子：“今天的活很简单，就是栽番茄苗，三个棚，株距30公分，行距60公分，每个坑栽一棵，栽完浇定根水，注意别把苗的根弄断了，栽直一点，别歪歪扭扭的。”

走进大棚的那一刻，我瞬间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外面的温度只有5度左右，刮着西北风，大棚里却足足有26度，又闷又热，湿气裹着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眼镜瞬间就蒙上了一层白雾。我赶紧把羽绒服脱了，毛衣也脱了，只穿了一件薄卫衣，还是觉得热。

大棚里已经有三个大姐在干活了，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起来二十出头，蹲在地里，动作有点笨拙。王桂英给我找了个位置，教我怎么栽苗：“先拿小铲子挖个坑，不用太深，能盖住根就行，然后把苗放进去，用土把根埋实，浇一勺水，就完事了。别蹲着，跪着栽，或者半蹲着，不然腰受不了。”

她一边说，一边给我示范，动作快得惊人，我刚挖好一个坑，她已经栽好了三棵苗。她的手在泥土里翻飞，动作熟练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哪怕是贴着创可贴的手指，也丝毫不受影响，每一棵苗都栽得笔直，株距分毫不差。

我跟着她的样子，慢慢栽了起来。刚开始还觉得新鲜，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不对劲了——膝盖跪在泥土里，硌得生疼，腰一直弯着，像被灌了铅一样，又酸又胀，每栽一棵，就要弯一次腰，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弯了几百次腰，腰像要断了一样，直都直不起来。手指插在泥土里，手套很快就磨破了，指尖沾了泥，被水泡得发白，隐隐作痛。

“歇会吧，小伙子，别硬撑。”旁边的大姐递给我一瓶水，笑着说，“我们天天干，都习惯了，你第一次干，肯定受不了。这活看着简单，其实最熬人，一天下来，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我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喝水，看着大棚里的几个人。王桂英还在埋头栽苗，没有歇着，她的后背已经全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却丝毫没有放慢速度。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停了下来，揉着腰，一脸痛苦的样子。

我凑过去跟他聊天，才知道他叫吴浩，1998年出生，是邻村的。之前在苏州的电子厂打工，今年春节回来考驾照，暂时没出去，没事做，就来大棚里做短工，赚点零花钱。

“以前在厂里，都是坐着干活，吹着空调，从来没干过这么累的活。”吴浩揉着腰，苦笑着说，“一天120块钱，干10个小时，平均一小时12块钱，还没我在厂里的时薪高。但是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总不能天天在家躺着，花父母的钱，先干着，等驾照考完了，再看看是出去打工，还是在家找点事做。”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留在村里发展。他沉默了一会，说：“想过，但是不知道能干啥。我们村里，除了种地，就是大棚，要么就是做短工，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我们这个年纪，在村里待着，别人都觉得你没出息，还是得出去闯一闯。但是出去了，又想家，父母年纪大了也照顾不到，挺矛盾的。”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和他一样的返乡青年。他们从乡村走出去，在城市里打拼，又因为各种原因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在乡村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做短工，成了他们返乡过渡期的临时选择，既可以赚点零花钱，也可以暂时缓解找不到工作的焦虑。

中午12点半，李老板给我们送来了盒饭，一荤两素，红烧肉、炒青菜、烧豆腐，还有一瓶矿泉水。大家都停了下来，坐在田埂上吃饭。王桂英打开盒饭，把里面的红烧肉和鸡腿都夹给了我：“小伙子，你市里来的，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多吃点，补补体力，不然下午扛不住。”

我赶紧推回去，她却按住我的手，笑着说：“我不爱吃这个，太腻了，我吃点青菜就行。”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她要带回家，给家里的孙子和生病的婆婆吃。

吃饭的功夫，我跟李老板聊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愿意找这些短工，不找长期工。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做农业的，用工需求都是季节性的，比如栽苗、授粉、采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平时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找长期工不划算。这些短工都是附近村里的，手脚麻利，对农活也熟悉，用着放心，当天结工资，也没有什么纠纷，大家都方便。”

“但是也有问题。”他接着说，“现在愿意干农活的人越来越少了，都是50岁以上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干，再过几年，这些人干不动了，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人干活。而且这些短工，没有社保，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在干活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我们雇主也有责任，风险也挺大的。”

18:00

收工、算账

和王大姐的夜路

下午5点半，太阳快落山了，三个大棚的番茄苗终于全部栽完了。我算了一下，我今天一共栽了1200棵苗，弯了上千次腰，膝盖跪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直起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手也磨出了两个水泡，一碰就疼。

李老板过来检查了一遍，很满意，当场就给我们结了工资，每人120块钱，一分不少。王桂英接过钱，又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今天赚了210块钱，够我家孩子一周的生活费了，也够我婆婆买一个星期的药了。”她骑着电动车，跟我并排往家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丈夫前年出了车祸，腿摔断了，干不了重活，家里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小学，还有个婆婆，常年吃药，家里的开销，全靠我做短工撑着。”

她的语气很平静，没有抱怨，也没有卖惨，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每天都出来找活，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活就干。最多的时候，一天干三个活，早上赶集搬货，中午大棚栽苗，晚上帮快递站分拣快递，一天干16个小时，能赚200多块钱。累是真的累，晚上回到家，腰疼得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但是一想到孩子，一想到家里，就觉得，再累也值得。”

“有没有想过，不干这个了，找点轻松的活？”我问她。

她笑了笑，说：“轻松的活，哪有那么好找？我这个年纪，没文化，没技术，除了干体力活，还能干啥？做短工虽然累，但是自由，能照顾家里，当天就能拿到钱，踏实。等孩子们都长大了，成家了，我就不干了，在家享享清福。”

回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起来。她跟我道别，骑着电动车拐进了旁边的村子，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今天赚的210块钱，心里五味杂陈。

一天的短工体验，10.5个小时的体力劳动，210块的工钱。我看到的，不仅是劳动的辛苦，更是一群乡村劳动者的生存现状，是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保持的乐观和韧性。我用最笨拙的体力，触摸到了乡村最真实的肌理。这里没有刻意渲染的苦难，只有一群人用身体讨生活的沉默与坚韧。他们在凌晨的风里等活，在闷热的大棚里弯腰，在模糊的规则里谋生，用最朴素的劳动撑起家庭，也支撑着乡土的运转。

这次体验不是体验，而是一次清醒的对照——我看见城乡之间的差距，看见灵活就业背后的权益空白，也看见一代乡村劳动者无声的担当。真正的乡村叙事，从不是煽情与怜悯，而是看见、尊重与改变。愿每一份汗水都被公平计价，每一份辛劳都能被稳稳托住，愿这片土地上的付出，终有尊严与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