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早年起，李大钊就同情劳苦大众境遇，这在《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中多有反映。李大钊较早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接受和运用，被认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中国化的起点”。李大钊积极倡导知识分子走进劳工阶级，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劳工教育思想。

观念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现代劳动观念的产生与形成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有着深刻的社会史根源，为各色各样的社会思潮所形塑。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主义”的倡导颇有声势。他们在中国率先提出“劳动者，神圣也”的口号，明确张扬“劳动为人生之天职”的主张，其“劳工神圣观”主要思想文化源头有三——先秦朴素的生产劳动观、古典无政府主义劳动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当时，托尔斯泰的人格力量为中国知识人所推崇，其思想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一定影响，李大钊也不例外。

由于对上流阶级的官僚政治深感失望，也是为俄国二月革命所吸引，1917年春李大钊对“劳心劳力”问题的认知开始发生转变；不过在十月革命前，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基本上是限于同情。此后，随着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和接受，他尝试运用剩余价值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去阐释劳动问题，肯定劳工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明确劳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

从同情劳工境遇到礼赞劳工阶级

自19世纪下半叶始，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产生。据统计，到五四运动时，全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加上已经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城乡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商业和服务行业职工、农业雇工等各种非产业工人，“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总人数，当在2000万以上”。在多重剥削和压迫之下，中国工人阶级早期处境艰难，社会地位低下、劳动异常艰苦、生活极端贫困。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境遇，李大钊十分同情。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他沉痛地指出“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对煤矿工人的关注，他犀利地揭露出“工人不如骡马”的悲惨现实，“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

观察一战期间欧洲战事时，李大钊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影响。随着世界局势发展，李大钊对工人阶级的力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18年，他已在“少年中国学会”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当年11月，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蔡元培作《劳工神圣》演讲，同日李大钊也作了《庶民的胜利》演讲，分析“一战”有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结果，明确提出“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是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篇文章，对战争原因及意义的剖析超越了当时一般认知，看到了世界发展只能迎、不可拒的新潮流，“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12月初，他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强调劳工阶级的力量足以创造新世界，“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此后，他更深入地明确了劳工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正式提出“工人政治”主张，强调“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运用马克思劳动观分析劳工问题

劳工阶级和劳动问题的出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历程中的重要现象。以社会学视角观察，“劳工问题构成了理解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枢纽”。李大钊较早就意识到劳工问题的重要性，将之视为重大社会问题，认为主要是由社会不平等导致的。1917年，李大钊在论及学生问题时提出，“凡社会对于一特定之阶级、一特种之身份存排斥之见，轻蔑心，不肯与以同情，不愿畀以职业，限制其活动，屈抑其地位，则居此阶级、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为社会问题”，欧美社会的工人问题、妇女问题，正是因此“皆成为社会问题”。1922年，李大钊在中国大学哲学读书会上的演讲中，强调经济的不平等是社会问题根源，提出解决“经济的不均与不安”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劳工问题作为最大的、繁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决非简单的平民团体所能办到，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去解决他不可”。

尝试从社会制度层面探究中国劳工问题，是李大钊接受和运用马克思劳动观的突出表现。1919年，在首次较系统、较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下篇中，他概括，“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此处“余工余值说”即指剩余价值理论，李大钊提出它是马克思从“劳工价值论”推演而来——“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和理由，并且是标准的本体”。利用余工并榨取余值，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他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劳工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本原因，“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1922年，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李大钊扼要分析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如何揭示资本家的秘密，指出“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导致了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产生。1923年在上海大学演讲，李大钊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讨论当时的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具体分析了劳动问题的祸源。从早年谴责掠夺者的无情转向批判剥削制度本质，反映出李大钊对劳工问题认识的深化。

倡导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的联合

注重与强调联合是李大钊关于工人运动的一项重要主张。1922年在中国大学演讲中，就如何改革社会的问题，他提出最切要的是“先争得宪法上的平等权”和“要作联合运动”，强调“妇女、劳工固当联合，此外凡目的相同的都应该联合起来，一点一滴的去作”。这一主张在其著述中多有体现。1922年在接受《北京周刊》记者访谈时，他提出：“香港海员工会的胜利，将会给当前在工人中正方兴未艾的工人联合的思想——即使面对具有绝对势力的资本家，只要依靠团结的力量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那种工会主义思想，增添巨大的鼓舞力量”。对于为何需要联合，李大钊还从社会组织变迁的角度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横的组织建立，在政治上是民众联合起来，经济上是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社会上是劳力者阶级联合起来。

在这一“联合”主张中，倡导知识分子走进劳工阶级开展联合运动，尤为李大钊所强调。1919年2月，他在《晨报》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批评如今“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提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正如迈斯纳的评论，在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策略中，“《青年与农村》提出的斗争策略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此后，李大钊不断阐发这一主张。1919年9月，作为《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他在上任后首次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明确主张其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对于知识阶级在与劳工阶级联合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李大钊的认知明确，提出“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

自“劳工神圣”命题在社会场域中引发激荡，中国劳工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不同主义、党派都试图召唤、动员或改造的对象。李大钊率先完成关于“劳心劳力”问题的认知重塑，肯定劳动与劳动者作为历史发展动力与主体的位置，其劳动观日益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大体而言，李大钊的劳动观经历了一个颇为明显的演化过程，由朴素的、为泛劳动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的劳动观，发展为先进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内核的劳动观，可谓是对“劳工神圣”的重释。

（来源：《团结报》2026年7月3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