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成长，从个体层面关系个人技能提升、岗位晋升和收入增加，从国家层面则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浙江提出打造职工成长型社会，把职工成长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提升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推动、企业参与、社会协同的系统工程，把“投资于职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

在传统模式中，部分职工的成长通道相对狭窄，企业的动力机制还不够强，劳动者素质提升没有得到应有的分配体现，不少技术工人面临“会干的不如会管的”“技能高但待遇不高”的现实困境。职工成长型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技能评价、薪酬分配、职称贯通、创新激励等制度安排，让劳动者的技术能力、创新贡献和职业坚守能够被看见、被承认、有回报。

从温州实践看，数字化平台、八级技工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导师带徒机制等探索，实际上构成了职工成长的完整链条。数字画像解决的是“能力如何被识别”的问题，技能薪酬解决的是“成长如何有回报”的问题，师徒传承解决的是“个人成长如何转化为团队成长”的问题。这些做法的价值，不仅在于培养了人才，更在于推动企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技能、尊重创造的制度环境。只有让技能成为“硬通货”，让创新转化为“真收益”，企业和职工才能双向奔赴。

在这一过程中，工会发挥了积极的组织优势。工会不仅是职工权益的维护者，也是职工成长的助力者。面向未来，职工成长型社会建设应进一步制度化，从“有典型”走向“可复制”，从“企业内部激励”走向“社会生态支撑”，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凭本领立身、靠技能出彩、在发展中共享成果。

（供稿：《浙江日报》2026年9月29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