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宜冰
中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劳动者就业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2018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特别要求“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会议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个稳”工作。其中，把“稳就业”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工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履行职责，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政府促进就业、扩大就业和督促企业稳定就业、保障就业，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工作中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一、就业问题是社会和政府的一个难题，也是工会组织面临的一大挑战
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全世界有近2亿人失业，另外有1亿人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6年趋势》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失业人口估计为1.97亿人，2016年全球失业大军将增员230万人，总失业人数预计高达1.99亿人，比2007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增加了290万人。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不稳定就业”（指自雇、家庭作坊等无合同、无福利保障、薪酬波幅较大的工作。）人士高达15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这个比例在近年间虽已逐步降低，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全球青年人失业率占全球失业率的35%，从2015年的12.9%上升至13.1%，接近2013年13.2%的峰值，2018年的情况也容不乐观。
我国有近１4亿人口，就业问题解决起来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艰难、都复杂、都紧迫。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全国就业状况一直比较良好，2016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0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1428万人。在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就业率出现了明显上行的态势。目前，一系列具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征的行业，其就业水平都比较高，近年迅速兴起的快递物流行业就创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为2016年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开展以来的最低值。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实现752万人，同比增加17万人；截至6月末，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超过4.3亿人，较上年末增加500万人以上；截至6月1日，2018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上半年，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1万人，同比增加2万人；退役军人就业积极推进，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职工安置平稳有序；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为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为促进就业任务量巨大繁重。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总量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大、就业困难群体数量大,这“几大”决定了我国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将长期存在。当前，不仅是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问题相互交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就业矛盾，使得我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十分突出，就业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态势仍将持续。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在《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6年趋势》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减慢，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下滑，正对全球就业市场造成负面影响。报告预测，经济大环境使然，拉丁美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经济体，以及一些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出口国，未来的失业情况将会恶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5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年度数据中，2015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05%。2017年就业形势稳中有进，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升级过程中，就业难并未根本缓解。从2013年开始，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员出现连续五年下降，而2015年至今的三年下降幅度明显增大，这与制造业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关，也与环保要求提高、拆除违章建筑等举措有关，这些举措都会导致不达标的企业被关停，从而减少了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据经济学家李迅雷的计算，我国工业企业的主要行业，从2015年到2018年5月，不到2年半的时间，绝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减员。黑色矿采、黑色冶炼、有色矿采、煤炭采选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行业，减员数量靠前，尤其是黑色冶炼、煤炭采选等单个行业减员超过了百万。仅有家具制造、水生产供应、金属制品、汽车制造等少数行业，增员数量不到24万。二者抵消后，工业企业减员总量超过1200万。劳动者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近年来第二产业流出人员并未完全被第三产业吸收，即使考虑到因为年龄原因自然退休的人口，在工业企业减员中仍然有不少劳动者没有再就业。
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也将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前不久，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一个重要借口就是中美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逆差。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2018年5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商品。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同时对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2018年7月10日，美国政府公布进一步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拟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其中包括海产品、农产品、水果、日用品等项目。这一轮关税措施将经公众评论，并在8月20日至23日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将在8月30日公共评论结束后决定下一步行动。2018年8月1日又传来消息，特朗普政府计划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以此在贸易战的对峙中向中方施压。
中国号称是世界工厂，是一个出口型经济国家，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物美价廉商品，同时也为我国的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出口型企业将面临巨大压力。一旦出口商品滞销，企业破产，将会有大量劳动者面临失业问题。据2012年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披露，当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为20487.8亿美元，而出口贸易产生的就业岗位高达1.2亿个。换句话说，每出口17073美元，就能带动国内1个就业岗位。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620亿美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按2012年贸易就业系数测算，中美贸易战将有可能影响中国2706万个就业岗位。当然，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发展到全面终止贸易这种惨烈程度，假定影响到中国10%的对美出口，那么影响的就业岗位大约为270万个左右。此次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开出加征关税，将有可能涉及到国内相关产业3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城镇失业率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以上，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呈现迸发增长的态势，2016年全国有流动人口超过２.４5亿。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6亿人，在一些行业，比如建筑、采掘、餐饮等行业的企业，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主体。大量人口流动，农民工进城就业，使我国就业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工会，最应该关心的就是劳动者的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难题，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既是政府的任务，也是工会组织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政府责无旁贷，也是工会组织必须全力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过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洗礼，各国政府都把充分就业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这也是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学流派的一个共识。因为充分就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１９２９年严重经济危机冲击之后，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政府不应该忽视在解决就业问题中自己的责任和作用，并逐步把促进就业作为政府的重要施政纲领，从而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1944年英国贝弗里奇《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出版，奠定了政府干预就业的理论基础。1944年英国政府《就业政策白皮书》公开表明维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的决心。1946年美国《就业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争取最大的就业、产出和购买力水平。随后，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挪威、新西兰和比利时等国，都承诺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目标。
目前，我国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异常迅速，劳动者的流动性增强，给部分劳动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就业的增长，把失业率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就能保持相对稳定，就能化解改革和调整中的冲击，进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把就业置于优先的地位尤为重要，政府必须竭尽全力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最主要的也是劳动者的就业权，没有就业，其它权益也就谈不上，这也是各国工会把促进就业作为自己最重要奋斗目标的原因。
三、就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抓就业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工会组织更应该十分警惕
有人认为，近几年我国沿海一些地方的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现象，说明就业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国家可以松口气了。其实，有这样认识的人忘记了：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任务。只有广大劳动者安居乐业，政府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关系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我国近14亿人口中，有7.4亿人就业，也就是说在4亿城乡家庭中，2/3以上的家庭成员是劳动者，就业收入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如果就业不充分，一些家庭可能陷入贫困状态。目前，贫困问题已经从农村向城市发展。保障充分就业，消除贫困，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我国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下，首先面对的是数以亿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我国要实现城市化，就要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是下一步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据估算，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大约为46%，尽快消化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任务十分艰巨。其次，解决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出现的就业问题也是一项紧迫任务。当前，世界经济依然复杂多变，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压力不减，这些都可能会传导、影响到就业。加上就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局部性、结构性失业风险或将进一步显现。从近5年数据来看，2012年至2016年，我国城镇上半年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694万、725万、737万、718万、717万。自2015年起，新增就业岗位持续增长的拐点隐现，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减少，但总量仍然很大，居世界之首。未来几年，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大约有2500万人，要保持城镇失业率不上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不能低于1000万人，就业总量压力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就业领域也面临着诸如市场用工需求趋弱、部分企业稳岗减员压力加大等问题，受此影响，结构性矛盾也会更加凸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现象将长期存在。在国家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可能会波及几百万人的就业岗位。未来2至3年，化解产能过剩将减员300万人。
因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就业工作，抓就业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工会更应该十分警惕，盯紧盯牢就业情况，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
四、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导致就业最大化，工会组织必须着眼充分就业采取对策措施
有人认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事实并不尽然。因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影响是不一样的。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把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四个国家，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四个国家和地区相比，到2０世纪9０年代后期，不仅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后者，其平均失业率水平也比后者高2倍。
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包括六个基本目标，依次是高度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从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把就业目标置于各项经济政策目标之首。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只要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的增长目标也就会自然而然得到保障。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常常并不必然导致相同的就业增长。2018年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巡视员哈增友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分析了保障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我国大致有9.1亿劳动年龄人口，常年需要在城乡就业的约有7.7亿人，同时每年新增就业要保证在11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要控制在5.5%以内，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要守住就业的基本盘，从我们国家经济基本面和对就业吸纳能力来讲，大体上完成这些就业任务需要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
经济学家常常用就业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就业弹性的变化决定于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如果经济结构中小企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经济所占比例较大，资本比例较低，就业成本相对就低，就业弹性就高。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保持较高就业弹性对于就业增长更具现实意义。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业弹性较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业弹性为0．32左右，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弹性逐步下降，这种效应逐步缩小。目前我国总体就业弹性为0．1左右，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因此，工会组织必须着眼充分就业采取对策措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各级政府过于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过度关注大项目投资，对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特别是对承载了我国大部分非农就业的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关注不够。
因此，工会应该督促政府适当调整政策，把关注点向小企业转移，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着眼有利于就业；在企业发展的政策上，着眼更大力度支持有利于吸纳劳动力的企业；在推进改革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定时，也要优先考虑这些举措是否更有利于就业。这应该作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会组织亦应该就此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形成可操作的意见建议。
五、在保障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政策选择中，工会组织应该首先考虑充分就业和稳定就业
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仍占多数，劳动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限制了就业机会的获得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例如，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表明，在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许多有需求的岗位却找不到合适的应聘者。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率趋向于降低，主要原因也是这些劳动者教育水平偏低，就业和创业能力较差。因此，政府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并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才能增强劳动者的就业再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在考虑充分就业的同时，还应考虑就业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就业充分性更多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追求的是普惠；就业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技能的积累，追求的是收入保障，如果就业的流动性很大，往往会使劳动者陷入低收入状态。目前，我国在就业公平性方面仍然存在户籍问题、体制内外问题、本地人和外地人问题，等等。同时，职工流动率较高，平均在15%以上，一些加工性企业职工流动率则高达50%——60%。就业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差，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
因此，在保障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政策选择中，工会组织应该首先考虑充分就业，同时要兼顾就业的稳定性和就业的公平性。这既是保障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保障广大劳动者基本生活的需要。
六、促进就业工会组织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用力，既抓源头参与又抓具体服务
促进就业，要始终认清我国就业形势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从而统一思想，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精力，既要集中力量打好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的攻坚战，又要做好促进就业打持久战的各种准备。首先，应该督促各级政府抓好本地就业，坚持督促政府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以帮助困难群体就业为重点，以落实就业扶持政策为主线，强化政府的责任和就业服务工作，加大资金投入，全面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就业政策，真正做到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通过调整结构，拓展就业新空间，加快改革步伐，激发就业潜力与活力；在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优化就业结构。其次，应该督促各级政府着眼长远，统筹兼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发展道路，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把就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在保持和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和企业；在发展和完善市场就业机制的同时，逐步建立以就业困难人员为对象的常规性就业援助制度；在扶持企业扩大就业的同时，完善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各项就业优惠政策；在做好城镇就业工作的同时，注意引导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三，应该督促各级政府把就业放在调控目标的突出位置，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都应该协调配合，形成促进就业的综合性经济政策体系。
从工会组织自身而言，应该尽最大努力，直接帮助劳动者就业。搞好就业服务，应该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困难职工家庭和高校毕业生等群体为重点，以督促企业改善用工、提升劳动者就业技能为主线，一方面积极推动完善就业政策，并监督其落实，督促企业尽可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扩大用工规模；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开展各类促进就业服务活动，帮助劳动者就业。在促进就业的同时，还应着眼于稳定就业，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劳动法律法规，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和就业质量。努力让工会就业服务工作成为社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工会就业服务机构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与政府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要适应结构性改革对职工素质的要求，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就业率，要努力为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服务和就业帮扶，继续开展“工会就业援助月”、“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等活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好“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就业服务活动。工会各类培训机构、职业培训院校，应该注意借助社会力量，通过联合办学等方式，大力拓展职业教育市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求，开展创业培训和小额贷款工作，支持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自主创业，发挥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