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第四届建筑工人关爱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关爱日的主题是“让劳动安全置于阳光下”，来自劳工领域的专家、公益界人士、维权律师、大学生志愿者以及本次关爱日的主角——建筑工人齐聚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关于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的对话，我系部分师生参加了现场活动。
活动主办方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发布了他们历时五年关于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灾维权的调研报告。这份题为《无约束的资本，伤不起的工人——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查报告》认为，建筑业职灾高发，中壮年职灾建筑工人占到职灾总量的2/3。高发原因：培训与防护缺失 安全监管流于形式。职灾工人遭遇维权困境，工伤拒赔的施工方成为最后赢家。包工制为职灾高发、维权难的根本原因。他们提出了预防职灾的九大建议：严厉监管建筑行业的工程管理问题。加强对建筑业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工人工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对建筑工地工伤保险参保情况的管理和督查。加大职能部门与工会之间的联合执法。落实《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规定。劳动监察有责任为职灾工人的工伤维权进行取证。在工伤认定程序上落实“举证倒置”的操作原则。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工伤保险业务和服务。从长远来看，取消包工制度、提高工人的法律维权意识和加强建筑业农民工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才是保障施工安全和解决工伤维权艰难的关键。
以下为现场讨论实录：
乔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第一财经发表过有关重庆大学做的调查。我不知道他们的调查是不是你们调查的组成部分。我发现他们发表在报纸上，观点要乐观。例如工资高了四倍。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案例。我不知道2012年与前几年的调查相比，总的形势是怎样的？
李大君：从欠薪的情况来看，已经少了。但是讨薪的难度却是加大了。之前我们介入的几个案子。但是几个案子都不是很顺利。刚才说建筑工人的工资很好，但是他们的劳动强度大，而且劳动安全也很有问题。我觉得工人在讨薪的难度上增加了。这里有很多工友，我想工友可以做下回应。
工人：这个是包活的。有的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一天100、200多，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活。包活的时候是有200、300的，但是有的时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活干。这个活不好说。
赵炜（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我回应下吧。像重庆和江苏，就有一个差别，重庆和江苏建筑工人以本地人为主，工作条件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是外派，如在北京、深圳，都是外地工，劳动条件就差很多。这几年重庆的资金比较充分，在短期时间内，在赶工程的情况下会有一点工资的上涨。
徐玉领：附表上有应得数额，这是怎么确定的呢？因为在不同地方，规定的标准是不同的。补助金是已经按上年度的平均值的。但是补助金都不同。但是不同地方工资有差异。所以工伤补助的标准也是有差异。但是工伤不仅仅要算应得的，但是工伤者的成本是很好的，所以应该把这些成本也要考虑在内。
大君：后面有一个备注。就我们全程跟进的73个案子我们都看过医疗诊断书，我们也咨询过医生。工伤鉴定表我们也认真看过。所以这不是很难的问题。我们只要看他们的诊断书就可以判断。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纳入他们应得的花费，因为统计起来确实很困难。因为我们都没办法算他们每天的生活费，也没有办法算他们的误工费。所以在统计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个应得我们确实没有算那些成本。
徐玉领：其实我就要强调，在不同地区这个标准是不同的。例如在北京和河南的工资就不同。
大君：我们参考的也是劳动者发生事故的地区标准。
刘晓红（一砖一瓦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我发现这七十几个案例都相同点。例如工伤保险、合同都没有。我想问这个行业有特殊性，但是这个合同一直就有问题。老师们在这个制度上有什么看法。
潘毅（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我这个工作已经做了5年了，但是我都快没有耐心了。我今天觉得这个劳动合同没有落实，是劳动部的责任吧。安全出问题，是安监局的责任吧？层层分包体制，是建委的责任。如果十八大以后我们走向新的时代，我们应该承担这些责任。还有工会。希望在今后能够有改善。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这可能不是某些法律条文的问题，今天的劳工问题背后是更根本性的结构性问题。上次我们在中国政法大学，我们也谈过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今天都在做一件事。我们要揭示制造这些苦难的根源，来终止制造这些苦难的机制。富士康工人跳疼了全中国人的心，尘肺病工人的呼吸每一次都牵动我们的心。劳工之痛是整个社会之痛。我们今天用政策问题遮蔽了结构性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先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几代农民工为我们的的建设贡献了非常大的精力。我们应该揭示这些苦难，还应该改变这些苦难。还有一种遮蔽，是资本的遮蔽。
戴建中（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我同意潘老师和郭老师的。从上中下来说，首先我同意资本和政治的结合是造成劳工苦难的根源。但十八大说民生建设，其实还是有成果的。劳动合同法是08年提出的。虽然劳动法也被资本利用了，但是还是有用的。劳动法出台以后，工资还是有提高的。北京餐馆服务员原来是800元，但是现在提高了一些。但是这个劳动法有作用，其中有人口结构，招不到工。但为什么建筑工还是这样的条件，我觉得现在建筑工的劳动条件都没有得到重视。我觉得现在民生建设应该与这个结合。我觉得应该把劳动强度和劳动安全考虑在内。要不然一个工人生病，一个家庭都完了。其实我们考虑下，如果建筑公司入场之前，应该把所有的劳动保险都审核上。建委应该卡这个。还有建材成本上升，但是你考虑到北京的高房价，中间的利润谁分呢。政府、房地产商、银行、农地，实际上这些获得了利润。这些加起来，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利润。实际上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和建材成本都非常低。我觉得媒体也很重要。今天我们都知道建筑工的问题，但是出了这里，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前几年做得很好，煤矿工人前几年获得了非常大的关注，老百姓都了解，所以有了一些推进。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做的，矽肺其实从技术上是不难解决，如果用高压的水进行湿式作业，不仅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还不对身体造成如此大的问题。以前在煤矿业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后来解决了。如果工程设计上进行思考的话，从技术上都能解决矽肺。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高的，我们接过口号，中的我们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低的我们可以做的技术改进。我们五年其实可以做很多事。
潘毅：我希望学生和公益组织帮忙写更多的文章，现在工资是有改变的，如果我们对比其他行业，建筑业是提高了工资。但是其他行业，工作时间、工作劳动强度和条件都没有什么改善。建筑业的劳动强度和条件的恶劣程度是其他行业的好几倍。这几年的媒体其实都缺乏对建筑工人的了解，做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报道。
郭于华：其实我们看出来，这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成本的问题。但我们恰恰忽视了谁获得收益，谁获得代价。收益的是资本，代价的是工人来承受。所以才不能改变。所以我们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才能改变资本和权力的这种状态。我们等了三十多年，也等了六十多年。
郭伟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我们今天怎么样呈现问题，解决问题呢？我们希望今天的媒体能够更加现实的报道。我们对建筑工人的公共形象不要再扭曲遮蔽了，建筑业是一个劳动条件极端差，劳动风险极端高的行业。其实我们可以呼吁的是很具体的问题，例如说我们的施工是不是可以使用湿水作业。今天我们可以是否出去宣传这些呢。还有劳动保险。其实今天媒体如果不用那么火爆，只要提出写具体内容，就有很大的作用。
孟泉（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今天对我的启发很大。让我想起来吴清军老师的文章。一个是工会建会，二是集体协商。我想做，到底建筑工是否是工会会员，但是工会是否如何纳入建筑工。所以，要解决问题，我觉得可以寻找制度内空间，一是工会建会，二是集体协商。
黄乐平（义联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工伤条例修改我参与的。工伤保险法我们也是参与的。这里有政策建议，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因为我们受到财政部和人社部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实现。今天我们谈工伤和职业病的问题，坦率的是职业病的问题会成为地方的民生问题。
郭伟和：怎么将建筑工纳入制度？
黄乐平：来义联的来寻求救济的工人很多，我们都解决。我觉得也要需要依靠工人。例如说工人要第一时间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
工人：我是从四川来的，是电焊工。电焊工都会50、60、70岁的。我是去年受的工伤。公司不给我报。但是我自己去报，好难好难。不是我拿不出合同，我到仲裁拿到了合同。现在是劳动部一直是为企业做事，都不为农民工做事。我替专家，朋友作个证。这是我真正的亲身经历。一是合同，二是工资按月算很少。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今天我们来注重发展。一切都以发展为先。我们今天要反思发展背后的问题。
工友李田天：不仅是权利和资本驾驭工人，工人还应该拥有自己的力量去发挥建设的力量。
学生1：我来自中国矿业大学，是西部志愿者协会。工地探访给我最大的感受。我问工人：会不会有欠薪问题。工人说：这个我已经见怪不怪。刚刚老师说制度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反思工人的力量。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翁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责任去维护权利。今天来现场，工人并不是很多。之前我们去问工人要来呢，很多工人都不来。希望，我相信需要工人自己变得强大。
学生2：中国人民大学。我想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第一个是东莞的经历。在东莞，很多五金工厂很多工人都是用手在做。这些工人都受了伤。第二个是我觉得大家要反思学生社团工作。现在的社团都是走过场。中国农业税的取消是因为江西的一个事件，我都不知道。
学生3：各位老师好。各位工友、同学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接触安全帽的活动。但是我非常震撼。我是来自农村。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背后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被慢慢唤醒。我来之前还在思考我们要不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现在明白，人不是有很多功利地想这些。但是我现在觉得人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工人的帮助不应该是一种恩许啊什么，工人和我们是平等的。
工友3：我来自河南安阳。是一名管道工。我想说说劳动合同法。实际上都没有落实的。都是进来的时候，都是答卷给你填。还有答案。真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工人身上。还有工会。我们也不知道。虽然学生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但是他们可以给我们力量。
工友4：我在中国铁路第一线。天冷了不能干了，我就来西三旗了。现在我们没有地了，没有办法，只能出来赚钱。那时候我们也没拿到钱，我就发现没有合同，现在我觉得大家的力量最大的，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学生4：我来自北京邮电大学。我之前比较关注教育问题。很多学生为了学习和分数，出了社会以后，学生就把金钱作为目标。如果我们大学生怀着逐钱逐利的心理，出了社会只会去压迫工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思维，不能只顾自己。
学生5：我是华北电力大学的学生。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制度更好？
卢晖临：今天我不是在讨论一个技术问题。今天我们有制度不执行，所以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制度问题，也不是法律细节问题。今天我们应该运用各种力量，去解决问题。
学生6：我来自矿业大学。我想提出几点建议：1.劳动合同法。大学生和工人都不知道合同的内容。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哪里受到了侵害。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2. 工会。很多建筑工地都没有工会。很多工会都是被动加入了。报个名，填个表。只能都是服务和娱乐，都没有实在的功能。我提建议，重组工会。有三方，政府、学者，还有工人。3.任何一个东西仅靠外部力量，解决得非常缓慢。还是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4. 法律上。我们从法律法规应该恢复工人的权利。
蒋一兵（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主编）：我们的社会是个多元的社会。执政党的开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座的各位都对问题有了想法。比很多讨论会更加务实，更加充实。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我希望也贡献我的力量。
李源恒（北京市总工会农民工素质办主任）：国家会生病，比如农民工的问题，就是怎么治。我们的大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学校做什么事？一般的大学只是开个方子，而我们这里又走了一步，就是抓药。全总和学校联合做了一个项目，针对某一群体提供帮助。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学校所说的这些事，向全总提项目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