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5日，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主办的以“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为主题的青年学者沙龙，在致远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以及科研院所近50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
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教授首先致辞。闻效仪教授认为平台经济是当前劳动关系领域研究的重点领域，各种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都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有大量争论。第一个争论“是不是”问题，即平台经济的就业是不是劳动关系的问题？第二个争论“好不好”问题，平台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对劳动者权益是促进还是倒退的问题？第三个争论“有没有”问题，平台经济是同步于世界出现的新兴事务，我国对于平台经济的研究有没有新理论？最后，闻效仪教授发出呼吁：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平台经济领域，白领员工的劳动权益问题、一带一路国家的劳动制度风险问题以及实体经济中的传统劳动关系问题也应当得到重视。
沙龙的首位发言者是华南理工大学黄岩教授，他通过对广州四个淘宝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淘宝店扎根城中村的问题。黄岩教授指出，虽然城中村存在治安压力、环境脏乱差、外地人与本地人常发生冲突的问题，并且政府为提高出租屋登记率、净化环境等专门打造了电商孵化园，并承诺入驻店家可免三年租金等优惠政策，但依然出现闲置现象。其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是店家不相信地方政府的承诺，第二是对于店家来讲孵化园行事不方便，主要表现在：城中村可以24小时营业，但孵化园有时间限制；孵化园楼层较高，不便于货物运送；政府要求整齐划一，统一制定快递收发点，但在城中村则不受限制，第三是多家店铺集中在一起，导致竞争加剧，第四是孵化园监管力度强，不允许非法行为。最后黄岩教授指出当下学者的三个想象误区：第一个是淘宝村跟地方政府没有关系；第二个是开淘宝几乎没有下岗工人，反而以年轻人居多；第三是淘宝村是在不断迁移中，而不是不断扩散。
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清军教授就数据、管理与劳动的新组织形式发表对平台经济和新生产要素的看法。他指出，在物联网消费已登峰造极的今天，平台经济是生产力的新组织形式。就像当年的股份制一样，被视为市场发展的方向标。它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以阿里巴巴为例，它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用于做技术就是明确了平台经济的重要意义。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也提出了“新说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这里，明确地把数据作为了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这是有别于传统的；总的来说，数据就是财富，参与社会分配。例如滴滴收取的20%的平台费，就是数据算法的经济意义。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数据就是一种行为数据，是人类行为痕迹的遗留。吴清军教授还提出通过全要素数字化、数据+算法驱动经济发展以及平台在消费端和供给端高效协同、精准匹配的价值来更加深入地理解数字经济。最后，通过对数字化与产业互联网的分析，吴老师又进一步总结了“大平台+全产业链数字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即营销数字化、经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以及供应链数字化，构成了整个平台的生态体系统。
复旦大学的姚建华副教授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考察了平台经济与未来工作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围绕在线零工经济是否加速了全球边缘地区（主要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通过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在线零工经济者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首先阐述了在线零工经济的四个特点：一是可以实现即时匹配，并且降低了就业门槛；二是在线零工工作是劳动者的重要收入来源；三是有任务多样性、时间灵活性的特点；四是工作任务更具自主性，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然后指出在线零工经济具有劳动力供应过剩、雇佣关系不稳定、种族歧视、加剧社会隔绝和陌生感、工作超负荷、中介剥削严重的风险，最后从治理和全球实践的视角提出“劳动者在未来是否需要签署正式的雇佣合同？是否存在让他们获取正当权益的途径？他们是否具有团结起来的基础？”等问题。接下来姚建华副教授从背景、规模、就业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的平台经济发展，指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迅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他还将平台劳动的类型从劳动力供给的地域性和劳动技能专业化程度两方面分为四类。最后提出随着平台劳动的不断发展，未来的工作将是多层次、多类型并存的状态，劳动技能要求杂糅化，空间上的“附近性”变得愈发重要。
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副教授以平台经济下的不稳定劳动为分享主题，通过先对全球化下的不稳定劳动作理论探讨，引出研究重点。互联网家政公司的出现对家政工有哪些方面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苏老师从互联网家政研究方向的变化向大家介绍：家政行业工作时间变长、在私人或公众领域的工作界定模糊、从事不稳定劳动的家政工社会福利社会支持、劳动保护劳动尊严缺乏，很难具有市民身份认同感。与之相应的，传统的家政劳动者群体也存在类似的特点：女性劳动者普遍缺乏社会福利，全球背景下很多的劳动者也缺乏国家提供的原有支持，劳动者受到大量歧视。在分析完平台经济下研究问题的背景后，苏熠慧副教授以上海GE公司为例，向大家解释公司如何通过控制家政工个体信息来实施劳动领域的控制以及公司的劳动控制深入家政工的再生产领域等具体内容。最后，她提出平台经济下家政行业问题探讨的可能存在的新方向。
中山大学的罗斯琦博士通过对某外卖平台的调查，探讨了数字化技术与劳动“升级”之间的关系。她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时间、工资薪酬、保险、培训、考核、晋升七方面对典型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某外卖平台进行分析，指出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并不自然地意味着劳动“升级”，尤其是占中国劳动力很大比例的低学历年轻人，建立在数据和算法基础上的新平台经济实则为一个巨大的、迅速扩张的人力资源网络；并且进一步提出平台经济虽然和传统制造业不同，但可能是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最后，罗斯琦博士通过对该外卖平台的工会现状，以及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研究，谈到平台外卖业集体行动增多——预期冲突将可能增加，并且劳方缺乏对“技术”的集体性回应。
北京建筑大学的梁萌副教授主要就一年来关于强控制和弱契约的研究新进展做了分享。首先展现的是《中国家政市场就业及消费报告》，报告表明，我国家政从业人员普遍来自农村，这一比例接近88.6%，且家政从业人员年龄偏大，80后新生代从业人员不足20%。从学历上看，该群体学历普遍偏低，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4.1%；从业人员结构以农村、大龄和低学历人群为主。紧接着，就年龄和工种分布做了探讨，从三年变迁的趋势曲线来看，35岁以下的家政工正在逐渐增多，50岁以上的家政工占比正在缓慢减小，我国的青年劳动力正在逐渐接纳家政服务业，从而进入到了该产业中从事相关工作。在工种分布上，母婴、 清洁占据绝大多数。此外，用户画像上，男性比女性更注重互联网家政的消息。梁萌博士就此提出数字鸿沟的问题，不同阶层、地区的人们在互联网技术可及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可及性差异同时也将延续和固化已有的社会不平等。而如何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服务业整合到一起，这在客观上又是否有利于克服数字鸿沟、以及是否有调整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当中不公正因素的空间？这些都是平台经济研究下不缺少的视角和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的庄家炽博士将灵活用工放在金融结构变迁以及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他提出平台经济百分之八九十和金融资本主义脱不开关系。他首先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投资者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美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变迁，导致了风险相对较小的共同基金迅速扩张，个体投资者的增加、共同基金的迅速扩张导致了一个共同的结果——银行的非中间化。接着他提出在金融资本主义下，出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现象，导致公司治理成以股东价值为导向，通过定量分析后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东价值导向的程度越高，其公司发生裁员的可能性越大，公司对员工投入越低的结论。在金融资本主义下，对企业和员工的定位发生变化，员工被视为了公司的累赘与负担，所以出现反复裁员、招工，这又导致员工生产率降低，难以培养优秀员工，员工零工化，技术技能无法持续发展。最后庄家炽博士总结道：这是一场资本的击鼓传花游戏——大量买入公司股票，通过各种手段推高股票价格，然后在最高点来临之前套现跑路。但是这种资本游戏的后果却需要全社会来买单。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周潇博士从互联网物流平台的兴起与发展谈起，回顾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分散与信息阻隔的原因，并指明建立跨地区的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实现信息共享是通过政策推动互联网平台下物流发展的关键举措。道路交通管理、行业准入制度、环保政策落实都可以在制度上为平台及经济下物流的发展作出相应规范。在管理上，稳步推进车辆环保升级、整治公路“三乱”，清理不合理收费，简化办证、审验程序、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异地办理都可成为管理实践上的突破方向。最后，周潇博士从理论思考的角度提出，实现车货匹配从有限的信息和关系嵌套中走向单向撮合型、适度整合型的充分匹配是促进互联网物流平台发展的成功与归宿。
一场笃学启智的学术沙龙，着眼于平台经济的方方面面，关注劳动者权益问题，让不同的思想在此碰撞交流。本次学术沙龙现已落下帷幕，聚焦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问题，任重道远！
